张晓刚：艺术家不可能一劳永逸

每个艺术家的问题都是分阶段性的，不可能很早就把问题解决，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没有这样的。艺术家永远都会面临“我应该画点什么东西，和昨天不一样?”，或者是“我的表达是不是很到位了?”这些问题，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有寻找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始终对问题保持敏感。

1994年，张晓刚的《血缘： 大家庭》在“第22届圣保罗双年展”上展出，世界艺术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家庭合影”的作品，而对“大家庭”系列最经典的访谈出现在1996年的《画廊》杂志上，其后的15年中，张晓刚驰骋与学术和市场。

记者：您从学院出来，参与过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其后的《大家庭》系列奠定了您的学术地位，算是一路走红，学术和市场双剑合璧，2007年您更成为了全球当代艺术界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这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您的心路变化如何?

张晓刚：这个问题横跨了30年，刚好划分成了3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刚出道那会，中国刚刚开放，西方现代文化刚好进来，中国的年轻人在那个年代都处于一个探索和追求自由的状态，所以整个80年代，我都在不断地学习西方现代知识和寻找自我的感觉，后来和朋友一起参与了’85美术运动，同时也为自己对艺术的基本方向的探索奠定了一些基础，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进入90年代以后，艺术市场开始进入中国，当然现那个年代的市场是非常简单、肤浅甚至是幼稚的，而且当时搞前卫艺术的人对市场的认识是完全空白的。92年的广州双年展第一次把艺术市场引进到了当代艺术的领域里来了，于是大家开始要在面对学术的同时也要学会面对市场。对我个人来讲，90年代最重要的是要确立自己的形象，或者说地位。我的90年代是最忙的，从94年开始一直到2000年，忙着创作和展览，几乎没有空闲时间。

2000年开始，最近这10年，市场经济给艺术界带来的冲击是很大的，艺术家的角色转换了，艺术家以往是一个浪漫的角色，今天的艺术家却同时又和市场发生关系，等于说很多艺术家也要学会经营自己，不光是会画画。中国真正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这个时代对中国艺术家而言也是一个革命性的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革命性不同，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今天让人非常清醒地意识到作为社会中的一份子，应该怎样确立自己的角色，如何跟社会发生关系。

记者：正如您所说的，80年代就不断地开始寻找，90年代的访谈中也提到说艺术形式已经十分饱和，您也要不断地追求变化。今天，您已经清楚了自己的方向，创作上还面临着什么问题?是否会继续顺着先前的创作逻辑进行下去?

张晓刚：每个艺术家的问题都是分阶段性的，不可能很早就把问题解决，以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没有这样的。艺术家永远都会面临“我应该画点什么东西，和昨天不一样?”，或者是“我的表达是不是很到位了?”这些问题，一个好的艺术家应该有寻找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始终对问题保持敏感。

我可能习惯于在回忆的路上往前走，而不是把过去抛开，重新找一条路，我不能把昨天和今天割裂了，因此我只能成为一个叙事性很强的艺术家，这是我这两年慢慢清理出的对自己的一个清楚的认识。既然这样，我可能会在“怎么样去叙述，叙述什么?”这个上面去探索。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仅仅去还原记忆的艺术家，记忆只是一种方式，本质上不是要去还原真实的记忆，而是以记忆的方式寻找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我的一个不会变的主题。

记者：像您刚才所说，如今很多年轻的艺术家刚出来就已经对市场很敏感了，您对这种角色的改变有什么看法吗?

张晓刚：我觉得这很正常，西方早就过了这一关了。现在年轻的艺术家的起点比我们高太多了，我们的起点是靠着阅读西方现代文化的书和一些比较浪漫的想法进行创作，而他们甚至在考大学的时候就很清楚将来要如何画画、进入批评，继而进入市场，过去没有人告诉你这些。接受市场的洗礼对艺术家来讲并不是坏事，一下子达到一个泡沫化的高点，一下子又回落，这个过程会带来真正的艺术创作的时代。

记者：今天您已经成为当代艺术界里的一号人物，这个位置对您有压力吗?

张晓刚：首先，我从来不想这个问题，这些都是虚的，如果真相信了，压力就很大了。当然别人喜欢你、承认你，是让人很高兴的一件事，但是，同时作为一个艺术家，你应该很清楚要做的是什么，我觉得压力不是来自虚名，而是来自于创作，“你还有理由说自己是艺术家吗?凭什么?”我觉得这个压力是最大的，你得不断地证明你是一个艺术家。

记者：现在很多人都把您跟市场挂钩，您的画价高低或许会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您有没有受到影响?

张晓刚：这很正常，大多数人关心的还是一些能够判断的数据，一些记录可能有一些其他的象征意义。但对我个人来讲，这不是一个标志，而仅仅是市场上的意义，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记者：现在您如何安排您的生活?您在忙什么?

张晓刚：我好像从来没闲过，只是相对于90年代而言，工作上花的时间要少一点，年龄大了，精力不如原来了，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现在我上午基本上都在休息，吃完午饭，下午去工作室，如果没有人约，我就可能一直工作到天黑以后，回家吃晚饭，很单调的生活。

记者：您的《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1981-1996)》一书选登了您跟艺术圈的朋友交往的信件，多在探讨思想和灵魂的解放问题，您现在还有这样的信件来往吗?

张晓刚：灵魂、人性是任何一个社会的核心问题，但是今天给谁写这样的信件?给上帝吗?我去年12月在今日美术馆办了一个展览时写了一封信，别人问这是写给谁的，我说也许是写给上帝，也许是写给一个我不认识的人。现在大家都是发E-mail、短信、微博，没有人会有心情写信，30年来这个社会一些根本性的改变，都已经影响到艺术家了。

记者：如果有一天您要写自传的话，艺术可能是您的事业，能不能这样说?

张晓刚：艺术不是我的事业，艺术就是我的生活，我生活的所有都跟艺术有关，艺术家不是上班族，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所以也没有“退休”这个概念，注定了哪怕你没有在画画，但是你的状态应该也在里边。

记者：可能对您印象最深的是1996年在成都跟黄专老师的对话吧?

张晓刚：对，那个是很经典、很重要的一个。

记者：访谈当中评价《大家庭》系列是一个新的视觉形式和意义形式，这会不会是第一个奠定您绘画理论高度的评价?谈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呢?

张晓刚：是这样的，那是我最清晰、最完整的关于《大家庭》的阐述，国内来讲，是第一个关于《大家庭》系列的完整呈现，而且可能也是最深入的一次讨论。访谈其实很偶然，因为原来我不认识黄专，他到四川来看了我的作品，谈到他非常喜欢我的《大家庭》，想给我做一个专访，我说可以，但他马上要离开了，于是他马上就写了那些问题，我慢慢想，慢慢回答，整理了一下，就做了这个笔录的文稿式的访谈。

记者：您眼中的《画廊》杂志是怎样的?

张晓刚：就我的经历而言，黄专在做《画廊》杂志编辑的时候，《画廊》杂志更像我的一个学术界的朋友，而且我很看重这个朋友的评价，所以每一期都会看，如果有提到自己的话会很兴奋。

记者：在您的发展过程中，艺术媒体对您的发展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

张晓刚：对我而言，媒体的作用太大了。我还在毕业创作的时候，栗宪庭发现了我，为我在《美术》杂志上发表作品，这在当时意味着很大的成功，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媒体是如何影响着一个艺术家的，而且这种影响不是一天两天，它能够维持好多年。我相信一个好的媒体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有分量的，它对于一个艺术家的成长、成功，到后来的历史地位等，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